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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欺骗了我的妻子
——一位肿瘤科大夫对自己爱人患癌的全纪录
街灯冷清，远不比纽约。
在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六个月之后，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这便是其实一个。挡风玻璃上厚重的灰，使得原本昏暗的光线更加惨淡。在离开医院以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我违背了自己婚礼上的两个郑重诺言；一，我开始像对待病人一样对待我的妻子。二，我向她撒了谎。
牛皮纸信封里装着最新的PET扫描。随便扫一眼就不难看出妻子体内的肿块。我缓缓开着车，不停告诫自己不能对妻子说出实情，“我们得等纽约的肿瘤科医生做出诊断，我是肺病医生，看不大懂这些扫描”，我这样敷衍着。
PET扫描的大致原理是通过放射性元素流过身体各个脏器，测出不同细胞的活动。肿瘤细胞十分活跃，而其他细胞则不然。正如夜间从空中望向大地，如果脏器内不含肿瘤细胞，那么扫描看起来就会像夜间的爱荷华州，玉米地里一片宁静。但如果扫描结果看上去像夜晚芝加哥或者凤凰城的市中心，那就说明肿瘤细胞已经扩散开来。WWw.hAOZuowEn.com
这是六月上旬温暖的一个夜晚，也正是南美阿根廷冬季的开端。人们在街上拥挤着，匆匆归家或者觅食。这冗杂的一切充盈我们的一辈子，不留下亦不带走一丝丝的意义。穿过通往车库狭窄的过道，轮胎压迫着地面吱吱作响。妻子一言不语，我亦一言不语。我看到了她的未来，而她没有。
其实现在想想，她或许也看到了。
妻子在那以后活了短短八个月。她走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到纽约自己的家。从一个冬天转移到了另一个。
纽约的医生很快看到了扫描结果，且做出了诊断。回到家没过几分钟，我们就收到了医生的电话。医生从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MemorialSloanKetteringCancerCenter）打来，我在这里工作了超过十年。三年前妻子在这里被确诊得了乳腺癌。
妻子与我在沙发上并排坐着，人手一个听筒。电话那头的医生说着许多我熟稔的词语“转移，紧急放疗，生存质量”，唯独没有提“治愈”。听到关于病情的词语越多，妻子也就渐渐在我脑海中转变成一位病人。“她的脊髓不会被压迫吗？”我迫不及待的询问医生，然后听筒里与身旁传来了妻子的声音：“那是什么？”
妻子的医生没有让我们等待（诊断结果）。没有温柔的旁敲侧击，没有善意的曲解现实，亦没有对恐怖真相的虚假掩饰。他忠实的回答了妻子想问却又开不了口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很多治疗，还是有办法的。”“肿瘤可以被抑制”。“或许还可以活上几年”。“癌症到了这一步已经不能被治愈，我们医生能做的就是延长生命，保证生活质量”。换言之，妻子即将离我们而去。
即便今天当我我与同仁们谈论起那天的对话，不少人多少还是有点惊讶。妻子医生的直接了当并不符合一般大夫的准则，甚至有点不当。很多人告诉我通过电话谈论生死大事是医生不应该做的。当我问他们何时才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告诉病人他们得了不治之症），大多数人认为只有在几次治疗以后，肿瘤还在扩散恶化的时候，才是合理的时候告诉病人。
医生们认为病人们很难在听到诊断结果的时候做好心理准备接受更坏的消息：他们的人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他们的抉择，他们对未来的追求，他们对爱人们的许诺，明确的，或者藏在心头的，将付之一炬。在这样的十字路口，医生们也不无私心。因为医生本身是由衷的希望自己是希望的火炬手，而不是死神的传令官。也正是这样的执着，使得医生永远积极的为病人寻找新的治疗方案。
作为一名医生，我认为医生应当坦率。但是我也知道过于直截了当的决断会使一些病人感到绝望，让病情直转而下。我也了解如果别的医生依然在尝试寄予病人以希望，直白的诊断会使病人及其家属产生疑惑。妻子的医生也许是正确的，尽管我的朋友认为他应该更委婉。但是从美国卫生部的研究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希望医生是坦率的，即便病情严重致死。有的时候妻子会告诉我，“我不希望我的医生瞒着我的病情。”
我们并坐在沙发上。10厘米，是她到我的距离。穿过她的金发她的手上，是她今天刚刚做的指甲。涂满了她喜欢的暗红色。我尝试猜想妻子心中所想，她一定也在猜想我听到电话那头医生诊断的反应。她猜不到，因为我根本没有在听。
从外表上看来，妻子的美艳与健康，正如我17年前在巴尔的摩交响乐见她的第一面。但当我看着我亲爱的妻子，我看到了那些我纽约十楼的病人们。那些虚弱的人，那些因为肝脏衰竭而黄疸的皮肤，那些因为体内液体堆积而肿大的四肢，那些因为肾衰而导致的无精打采的面庞，止痛药，脑部转移，和那些同妻子同样年龄的女病人。
妻子那时候46岁。
也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与妻子之间开始有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我看见了她的未来，她的终点，她的憔悴，她将受到的折磨与身旁的我的无助。而她看不见。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阿根廷返回纽约，以便开始抑制妻子脊椎的疼痛。于是我们开始陈列清单，准备归途。
她会一个人先回纽约。儿子还有几天就从学校结业，妻子不希望他不能参加学期末的聚会。